新华社上海8月20日电上海近日从一批整理出的战国竹简中发现，有30枚简中记有孔子关于诗的论述。而且在诗的篇目、诗的顺序、诗的用字上，都与流传至今的《诗经》有不同之处。这一发现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影响。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编成于春秋时期。据《史记》等书记载，《诗经》系孔子删定。全书分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类，计305首。在遭受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，汉代传《诗经》者有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。流传今天的《诗经》多为“毛家本”。
这批新发现的孔子诗论，因没有书名，上海博物馆将其定名《竹书孔子诗论》。全书是孔子学生有关孔子授诗时的记录，其中涉及的诗有60篇。经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2年多的研究考证，60首诗中，有十分之一多是《诗经》中没有的。新发现的诗篇是《肠肠》、《卷而》、《涉秦》、《河水》、《角幡》等。
《诗经》中的“国风”、“大雅”、“小雅”和“颂”，在《竹书孔子诗论》中是“邦风”、“大夏”、“小夏”和“讼”，两者完全不同。为何“讼”为“颂”、“夏”为“雅”、“邦风”为“国风”？马承源解释，讼和颂、夏和雅，是儒汉用字规范的结果。《说文》：“讼，争也，从言公声，曰讼。”所以，讼与颂，为古今字。雅与夏，在古字中也是相通的。至于“邦风”为何成了“国风”？马承源认为，流传至今的《诗经》是汉代人后辑的。很可能是因为汉高祖系刘邦，由此“邦”也就改成了“国”。
在排列顺序上，《诗经》是风、雅、颂，而《竹书孔子诗论》中却是讼、夏、风，倒了个头。究何原因，值得史学家研究考证。
《竹书孔子诗论》，为一人书写，字体匀称秀美。在一、三、七等简中，都记有授诗者的名字，即孔子。在其中的5枚简中，记载了孔子论述赋诗、奏乐、著文时必须有的志、情、言。孔子说：“诗毋离志、乐毋离情、文毋离言”等等。这一论述，尚未见到有文字记载。《竹书孔子诗论》，还记载了孔子授诗时的情形。在一些诗篇中，有的记有诗的讲题，有的就某一篇一记再记，说明孔子曾以一论、二论、三论的方法来解释诗义。这是孔子作为教育家循循善诱形象的一种体现。孔子解释诗义，大多数是从道德规范、思想行为上阐述的。这与后人的释解，也有很大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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